今年的疫情，让很多国家的渔业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就拿渔业大国日本来说，因为大头在远洋渔业，特别是在中西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海域进行的延绳钓作业。疫情导致的问题主要在人员短缺方面，一边是在海上作业了大半年的渔民想回家回不了，因为机票太贵，只能滞留在中转海岛上。那些准备要去换班的，也因为航班和检验检疫等原因无法按时到位，对正常渔业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还有人口相对稀少的新西兰，别看它国土面积不大，但是渔业资源却是非常丰富。虽然渔民在新西兰也算是高收入群体，但是因为太过辛苦，特别是远洋作业，需要长时间漂泊在海上，很多新西兰本国人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工作。
这也就造成了新西兰当地远洋渔业的参与者绝大部分都是国外务工人员。因为远洋捕捞作业，对于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作为渔业大国的俄罗斯，就成了对新西兰渔工输出大国。
俄罗斯人，彪悍，在海上作业经验丰富，成了新西兰渔业公司的首选，而对于俄罗斯渔民来说，新西兰给出的条件自然比本国的优厚太多了，出来大半年，回去就能喝上一整年的伏特加，何乐而不为？
但也是因为疫情，新西兰政府直接切断了外来渔业人员。眼看一些鱼种的捕捞季就要开始，本国的渔业公司就只能向政府打包票，自己包机接送，然后直升机直接送上船，并不会跟本土人员有任何接触。至于政府何时松口，就不得而知了。
国外是用工荒，我们国内的渔民，对于现如今的渔业资源来说，却是严重过剩的。我们国家有庞大的渔民群体，主要还是因为历史原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只能向大海要粮食，并不是说渔业是个来钱快的职业，大家都争着来干。
对于有一定实力的渔业公司来说，情况肯定要比个体户好很多，但对于大部分个体户渔民来说，除了运气好，能爆网的，如今的渔民行当，可以说是即辛苦，又没啥钱赚，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有些年头了。
2008年上半年，油价涨了22.3%，让很多渔民吃不消了。浙江象山渔民蒋师傅说，当时正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感觉就像是一个爆发点，他身边80%的渔民感觉都撑不住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年部分沿海渔业重镇面临亏损的渔船达到了30%，于是，国家就加大了燃油补贴的力度，增幅达到了133%。
蒋师傅说，他当时身边30%的渔民都是靠燃油补贴熬过来的，如果没有燃油补贴，大家都不敢在海上作业太长时间，怕没有足够的渔获来覆盖油费成本。我国的燃油补贴是从2006年开始的，力度最大的一年是在2014年，蒋师傅270马力的船，当年拿到了30万的油费补贴，如果没有这笔钱，蒋师傅真的是要哭了。
虽然油费补贴解了渔民们的燃眉之急，但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这并非长久之计，而且我国自然也知道，让渔业重度依赖油费补贴本就是不健康的表现，所以逐步削减油费补贴就成为了必然。我国当时计划到2019年，将补贴水平降到2014年的40%，而且也是这么做的，同时支持渔民减船转产，而支持渔民转产是老生常谈了。
补贴很快就降下来了。蒋师傅在2019年，只领到了12万的补贴，海里的鱼又没有增多，压力可想而知。今年已经58岁的他，干了一辈子的渔民，转产从来都不是他的选项，怎么都不太可能了。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j就像是轨道上的火车，只能一直往前冲，停下来也不行。
自然还有比蒋师傅更加年轻的渔民。47岁的王师傅可能选择比蒋师傅要多，他还可以去给非洲的远洋渔船做船长，一个月工资两三万，这还只是保底工资，捕到的鱼还能算提成，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高薪了，但远离故土对人是很大的考验，而且还得长时间在海上漂泊，不是一般人能够下定决心去做的。他最终选择去辽宁沿海的海洋牧场做看护船的船长，一天24小时在海上，一个月可以回家两三天，一个月可以挣七八千块。
也有很多脑子活的渔民在几年前就选择了转产，比如很多都投身于休闲渔业，带游客出海打渔，这种模式在我国沿海地区早已成了一门特殊的生意，很多人做的都还不错，至少比打鱼来得舒服多了。
虽然今年被疫情打乱了节奏，好在现在有所恢复。也有人转产做养殖的，但是这个风险相对更高，而且对资金有一定的需求，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
对于广大的仍然奋战在海上的渔民朋友来说，渔业资源的衰退让他们身处于一个夕阳产业之中，大家看到的开渔时万船齐发的壮观场景，根本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忐忑和无助，毕竟，他们的时代已经在开始落幕了。
